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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散的相关裁判规则解析——以《公司法》第182条为基础
作者/发布者:河北(石家庄)法律顾问网  发布时间:2020-04-06 14:15:08  浏览次数:347
基于有限公司天然的人合属性,创立公司之际,股东之间势必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良好氛围;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股东之间发生摩擦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股东会也因股东们意见分歧而长期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公司内部决策机制完全失灵,公司陷入僵局。当公司内部决策机制失灵,公司无法正常运转,股东们设立公司的目的便会落空。此时,让股东们困于公司,显然不符合商业逻辑。但是,由于公司内部决策机制失灵,公司进入“休眠”状态,此时必须有外力介入来化解“僵局”,否则,股东们将会遭受更大损失。于是,司法解散途径应运而生。如果把“公司僵局”比喻成自然人病入膏肓,司法解散就好比“安乐死”,让公司和股东们都得以从困局中解脱。
一相关概念及法律规定
司法解散主要是指当出现法律规定的解散事由,导致股东利益受损,在寻求其他途径无法获得救济时,股东请求法院判令解散公司的解散方式,其价值在于在公司经营陷入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通过股东退出机制有效解决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保护股东的合法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对于如何理解“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系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提供细化的标准,但不应理解为仅限于上述公司僵局的情形,公司经营过程中发生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情形的,应当结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依法判定是否符合公司解散的情形。本文将结合相关的司法案例,归纳总结公司解散相关的裁判规则,为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提供参考。
二司法解散的相关裁判规则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判断司法解散公司的条件是否具备,应当结合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股东利益是否会受到重大损失以及是否有其他途径可以解决等进行综合分析。
(一)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
严重困难的认定
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组织机构或者权利运行状态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公司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有严重障碍,陷入僵局状态,应当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仅业务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不存在权力运行严重困难的,应被认定为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解散公司的情形。
例如,在仕丰科技有限公司与富钧新型复合材料(太仓)有限公司、第三人永利集团有限公司解散纠纷一案[1]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或及监事会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公司权力运行发生严重困难,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任何事项作出任何决议,即公司僵局情形。二是公司的业务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经营不善、严重亏损。但如果公司仅业务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不存在权力运行严重困难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此种情形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解散公司条件。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决策机构不能正常运转,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此外,在林方清与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一案[2]中,最高人民法院也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监事会或监事的运行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
单纯的公司经营困难,而非治理机构上的根本性冲突或困境,都不是公司股东提请解散公司的理由。相反,即便公司依然处于盈利状态,但由于公司内部权力运行机制失灵,治理出现根本性困境,股东依然可以提请解散公司。
例如,在前述林方清与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一案[3]中,江苏高院认为:“本案中,凯莱公司已持续4年未召开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也就无法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管理公司,股东会机制已经失灵。执行董事戴小明作为互有矛盾的两名股东之一,其管理公司的行为,已无法贯彻股东会的决议。林方清作为公司监事不能正常行使监事职权,无法发挥监督作用。由于凯莱公司的内部机制已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经营作出决策,即使尚未处于亏损状况,也不能改变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的事实。”
(二)公司继续存续对于股东
利益影响的认定
公司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有效地整合了各方资源,为聚集财富实现资本增值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如果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从公司未来经营上进行的预判,是由法官事先作出的关于公司经营上的预判,其本身已经超越了司法审判的功能。尽管“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公司解散之诉的法定要件,但在司法实践中,缺少衡量的客观标准,只能通过法官的自由心证达成。
例如,在合肥市金属材料总公司与安徽中亿物资储运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4]中,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一般是指在公司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的状态下,已不能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公司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不能得到有效维持并不断减损。本案中,中亿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虽自2006年7月份后未能正常召开,但中亿公司通过办公会等形式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进行研究决定,金属公司委派的董事张涛及经理魏星光也参加上述会议,公司仍能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另,通过中亿公司2006年、2009年及2013年三次审计来看,中亿公司虽然处于亏损状态,但公司资产没有明显缩水。中亿公司继续存续并不会使公司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此外,“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中的股东利益应当从公司全体股东利益角度出发,并应当考虑职工及债权人利益。中亿公司设立之初是为了盘活国有资产,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公司成立后亦通过借贷对道路、厂房、货场等进行了改扩建,且中亿公司的职工也不希望解散公司,故现时判决解散公司对全体股东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均会产生不利影响。中亿公司目前经营出现亏损,原因应是多方面的,其中股东之间不能正确处理双方之间矛盾纠纷应是主要原因之一,只要中亿公司及公司股东摒弃前嫌,携手合作,中亿公司仍然存在摆脱困境的可能。再有,在浙江林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济南三川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能够持续从事正常的经营行为成为维持其存在的必要性因素。股东出资设立公司的基本动因在于通过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实现资本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如果公司内部出现了阻碍其开展正常经营行为严重障碍,无论公司的管理机制是否仍能正常发挥作用,股东对资本收益的预期都难以实现,对股东来说,这已经严重背离了设立公司的初衷。因而可以认定三川公司的僵局状态已经使得林垟公司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若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必然会使其遭受更大损失。”类似的案例还有仕丰科技有限公司与富钧新型复合材料(太仓)有限公司、第三人永利集团有限公司解散纠纷一案[5],林方清与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一案[6]。
(三)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无法
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认定
如前所述,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司解散措施使用较为谨慎,立法者更期待各方利益主体之间通过公司内部途径对受压迫中小股东的权益进行救济。法律虽然对司法解散公司采取了严格审查和谨慎对待的态度,如《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中规定了股东行使司法解散救济手段的前置程序,但从纠纷得以彻底解决的角度,同时也明确了当穷尽其他途径无法达到救济目的时,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这里的其他途径主要是指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对公司行为的修正和调整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和妥协。因此,将其他救济途径设置为司法解散公司的前置程序,并不等同于前置程序可以久拖不决。对于已经陷入严重经营管理困难的公司,在通过其他多种方法仍无法化解纠纷时,须通过司法解散公司这一机制来解决纠纷。
例如,在仕丰科技有限公司与富钧新型复合材料(太仓)有限公司、第三人永利集团有限公司解散纠纷一案[7]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5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公司僵局并不必然导致公司解散,司法应审慎介入公司事务,凡有其他途径能够维持公司存续的,不应轻易解散公司。然而本案经过一、二审法院多轮的调解,永利公司和仕丰公司始终不能就转让股权、公司回购或减资等维系富钧公司存续的解决方案达成合意。尤其是在二审调解过程中,仕丰公司愿意受让永利公司股权,使富钧公司存续,其与永利公司就股权转让价格亦基本达成一致,但由于富钧公司不愿意全面公开在永利公司单方经营期间的经营状况和对外债务,故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公司法没有确立解决公司僵局的其他替代性救济措施,现富钧公司的持续性僵局已经穷尽其他途径仍未能化解,如维系富钧公司,股东权益只会在僵持中逐渐耗竭。相较而言,解散富钧公司能为双方股东提供退出机制,避免股东利益受到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再有,在林方清与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一案[8]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将调解等其他救济途径设置为司法解散公司的前置程序是因为,司法解散将导致公司主体资格的消灭,且具有不可回复性,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社会资源浪费。但是,立法对此所抱的谨慎态度并不等同于前置程序可以久拖不决。对于那些已经陷入严重经营管理困难的公司,在通过其他多种方法仍无法化解纠纷时,只能通过司法解散公司这一股东退出机制来打破僵局。因此,在强调司法解散公司前置程序的同时,《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否则,过于冗长的前置程序可能使得公司司法解散机制形同虚设。本案中,林方清在提起公司解散诉讼之前,已通过其他途径试图化解与戴小明之间的矛盾,如聘请中间人进行调和、要求查阅财务账册等,双方的沟通还涉及到凯莱公司内部制度的修改、重新选举执行董事与监事、收购股权等。进入诉讼程序之后,服装城管委会作为管理部门曾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并提出了对凯莱公司进行审计、修改章程、聘请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等建议性方案,对此,各方当事人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一、二审法院也从慎用司法手段强制解散公司的角度出发,给予各方当事人充分的时间进行调解,并组织当事人探寻化解僵局的办法,但均无成效。据此,本院认为,凯莱公司的股东已穷尽了其他救济途径,仍无法打破公司僵局,符合通过司法程序解散公司的条件。在此情况下,如果再要求林方清继续以其他途径解决矛盾,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的规定,也有违公司司法解散前置程序的立法本意。”类似的案例还有姚兵与南京银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9]。
三总结  
综上所述,公司解散纠纷的三个裁判标准在实务中确实存在难以具体化的问题。公司是否形成僵局、是否应予解散是法官结合各种因素、综合运用法律规则和日常经验法则进行复杂心证的过程。在代理此类案件时,本团队律师建议应当围绕这三个裁判标准以及该等标准的细化理解和具体表现形式充分准备证据,以便加强法官的内心确信。
 [1]详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四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
 [2]详见江苏高级人民法院(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民事裁定书。
 [3]同脚注2。
 [4]详见安徽高级人民法院(2014)皖民二终字第00161号民事判决书。
 [5]同脚注1。
 [6]同脚注2。
 [7]同脚注1。
 [8]同脚注2。
 [9]详见(2016)苏01民终1030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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