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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主要司法观点总结(下)
作者:石家庄法律顾问网  发布时间:2017-10-31 11:38:47  点击次数:1170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主要司法观点总结(下)


编者注《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以专刊的形式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进行了系统性介绍。詹勇律师在此基础上,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所编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及其他资料,从客观要素到主观要素,从定罪情节到量刑情节,从入罪标准到出罪标准,从本罪到相关罪名,对该罪的主要司法观点进行了梳理,共17个方面,并在某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由于篇幅较长,全文分为上(1—5)、中(6—9)、下(10—17)三篇同时推送。

 

 

 

正文(下)第十~第十七

 

 

 

十、免于刑事处罚及为“自用”而从宽处理的认定

 


《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二)为近亲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且系初犯、偶犯的;

 

  (三)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095号袁某某信用卡诈骗,张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体现了上述裁判规则。

  

《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行为人为自用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财物价值刚达到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标准,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的,一般可不认为是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

 


为自用而收购不以犯罪论处,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购买赃物的目的是自用。一般认为,出于生活目的而购买,如购买自行车、摩托车等用于自己出行,购买高压锅等用于家庭生活的,属于自用。购买生产资料如工厂机器,一般不宜认定为自用,即使是个体企业、私营企业用于生产经营,也不能认定为自用。也即说,自用的范围,应严格掌握在生活用品范围内。

  

(2)所掩饰、隐瞒赃物的价值,刚达到本《解释》第1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即刚达到三千元至一万元。这个“刚达到”,不能机械地理解为正好达到,而是超过不多。如某省制定的标准是三千元,那么,三千至四千元一般都可以理解为刚达到。但如果超过数额过多,认定为“刚达到”就必须慎重。同时,这里说的“刚达到”仅限于刚达到《解释》第1条第1款第(1)项,对于因符合第(2)至第(5)项条件,即使是为自用而购买,也不适用无罪处理。

  

(3)行为人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的。”36

 

十一、不宜认定为犯罪的情形

   


(1)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114号侯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简要案情:2014年6月15日15时许,被告人侯某某和张某某(另案处理)在位于某市某区的某某大学校区巡逻时,将实施盗窃的刘某(另案处理)抓获。在把刘某带往保卫处的途中,侯某某和张某某将刘某盗窃杨某之的一部iPhone 5 (16G)手机据为己有,经鉴定该手机价值人民币3 006.67元。现赃物未起获。次日,侯某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后侯某某在家属的帮助下赔偿杨某之人民币7 000元。

 


某人民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侯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侯某某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并不认可上述判决结果,认为:“侯某某的行为应依照贪污或者职务侵占处理,但由于数额未达到法定标准,应以情节显著轻微而作无罪处理。理由在于:

 

(一)对侯某某的行为不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处理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具有一定的谋取利益的主观属性,但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的刑事追究。因此,该罪的主观意图必须具有帮助上游犯罪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直接故意。在本案中,侯某某将刘某盗窃所得的一部iPhone 5(16G)手机据为已有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转移他人犯罪所得的效果,但是基于侯某某没有替上游犯罪行为人掩饰、隐瞒的主观意思,而仅仅是出于将手机据为已有的目的;且盗窃行为人刘某也没有将赃物手机交由侯某某让其掩饰、隐瞒的意思,刘某是因为被身为保安的侯某某抓获而被迫将手机交予侯某某等人的,侯某某与刘某之间没有此方面的合意。因而,侯某某的行为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二)侯某某的行为属于贪污或者职务侵占性质,但属于情节显著轻微

 

侯某某身为大学保安,“看家护院”、维护大学校园的治安,是其基本职责。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抓获盗窃手机的刘某,按理,应当将手机上缴,交由公安机关处理,但却伙同他人将手机据为已有,该行为主要是侵犯了公职的廉洁性。由于我国刑法根据行为人主体身份不同而将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财物的行为分为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两种,因此,对侯某某行为的定性应当根据其主体身份、职务性质来确定。但是,不论该行为定性为贪污还是职务侵占,均因其数额达不到构罪标准而只能以情节显著轻微而作无罪处理。37

  

(2)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115号谭某旗、谭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简要案情:2010年3月12日上午,被告人谭某旗、谭某驾驶一辆解放牌货车从一家日化厂卸货后,在该厂门口遇到刘某锋(另案处理),刘某锋告知二谭有货去杭州,运费为9000元。谭某旗询问刘某锋所运何物,刘某锋未告知。因贪图高额运费,谭某旗仍应允。同月13日19时,二谭依约驾车至一个停车场等待刘某锋。刘某锋开一辆面包车找到二谭后,要求二谭到面包车内等候,并将他们的车开去装货。14日5时许,刘某锋将装好货物的解放牌货车交给谭某旗,同时预付了5000元运费,并交给谭某旗一部专门用于这次运货用的手机,告知二谭该手机只能在与其本人联系时使用,并要求二谭接到电话通知方可发车。15时18时许,谭某旗接到刘某锋发车的电话后,遂与谭某驾车出发。路途中,刘某锋通过专用手机了解谭某旗到达处所,谭某旗在查看路标后反馈给刘某锋,刘某锋便指示二谭按其指定路线行驶。16日3时许,二谭在高速公路闽浙收费站被查获。经查,二人所运“苏烟”牌卷烟制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且为伪劣卷烟,共计19350条,价值为人民币208万余元。

 


某县人民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谭某旗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判处被告人谭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倾向于认为:谭某旗、谭某的行为既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亦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且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理由如下:

 


(一)认定谭某旗、谭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证据不充分

   

从谭某旗、谭某二人在帮助刘某锋运输假冒“苏烟”时接受刘的专用手机并按照刘要求使用手机、按照指定线路运输等事实看,谭某旗、谭某确实应该怀疑刘某锋所要求运输的可能是违禁品,但并不明知到底是何物,谭某旗曾经询问过所运为何物,但因刘某锋未告知而无果。在此种情况下,谭某旗、谭某仍然答应帮助运输货物,符合一般货物运输行业从业人员的正常心理;况且,在跨省运输的情况下,9000元的运费比正常运费是高一些,但还称不上是明显的高额运费。因此,可以认定二谭可能知道所运货物是违禁品,但无法认定二谭知道所运具体为何物。在整个装货过程中,货主都避开二谭。如果明确知道是假冒香烟,从谭某旗曾经询问过所运货物为何物的情况来看,二谭未必会帮助运输。因此,无论是非法经营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认定二谭主观故意方面的证据都是不充分的。

  

(二)认定谭某旗、谭某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既缺乏充分证据,也缺乏必要的犯罪构成要件。

 


二谭行为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更关键理由是,假冒“苏烟”并非犯罪所得,而是货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只有假冒“苏烟”销售成功后所得货款,才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所得。

   

综上,如果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谭某旗、谭某可能知道所运货物为假冒“苏烟”的,那么可以认定谭某旗、谭某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共犯,但由于货主生产、销售假冒“苏烟”的犯罪活动尚在进行中,犯罪尚未达到完成状态,犯罪所得还未形成,二谭的行为不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38

 


十二、事前通谋的认定及处理

 


《解释》第五条规定: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分子通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以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的共犯论处。

  

需要注意5点:

  

(1)“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是事后的帮助行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中的“犯罪”应当是指既遂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115号谭某旗、谭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体现了这一点。

 


(2)认定掩饰、隐瞒行为人是否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上游犯罪分子通谋,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1)从主观上分析判断,一看其是否明知上游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二看是否明知上游犯罪人犯罪的时间,如果上游犯罪既遂后才知道,自然不能认定与上游犯罪人通谋。(2)从客观上分析判断,即其实施的掩饰、隐瞒行为是在上游犯罪完成后还是在上游犯罪实施前或者实施过程中。在司法实践中,经常碰到掩饰、隐瞒行为人事先并未与上游犯罪人通谋,而是在上游犯罪尚未完成时介入,但其并未直接参与上游犯罪,而是以掩饰、隐瞒的方式协助上游犯罪人完成犯罪的情况,应当以共犯处理。

 


张兆利、陈增智、卢占松合同诈骗、焦玉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明知是合同诈骗财物且在现场收购赃物的,以合同诈骗罪共犯论处。)体现了这一规则。39

 


(3)行为人实施盗窃、抢劫、抢夺等犯罪行为,由于系未成年人等原因而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抢劫、抢夺等行为本身仍然具有违法性,只是缺乏有责性而不可罚。掩饰、隐瞒行为人事先通谋、事中介入的,掩饰、隐瞒行为也具有违法性,与盗窃、抢劫、抢夺等犯罪行为人在违法层面仍然成立共同犯罪,掩饰、隐瞒行为人如果具有责任,则依照盗窃、抢劫、抢夺的共犯处理。

 


(4)共同犯罪人之间,在共同犯罪行为完成后,相互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收益的行为,不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40

   

(5)事前与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分子通谋,帮助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共犯。41

 

十三、单位犯罪的认定

  


《解释》第九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行为,违法所得由行为人私分的,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需要注意以下2点:

 


(1)“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而不是单位。单位只是名义被盗用,但实质并未成为犯罪主体。

 


(2)犯罪的出发点是为了参与犯罪的自然人的利益,而不是单位利益。犯罪所得纳入单位财务体系和分配体系中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所得归属单位,同时又符合单位犯罪的其他条件的,可以认定为单位犯罪。仅仅由参与行为人包括决策人员对犯罪所得进行分配的,不能认定为犯罪所得归属单位,只能依照自然人犯罪处理。”42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109号牡丹江再生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第十七收购站及朱富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体现了这一裁判规则。

 

十四、罪名的适用

   


《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选择性罪名,审理此类案件,应当根据犯罪行为及其指向的对象,确定适用的罪名。”

 


需要注意以下2点:

 


(1)“本罪名属于单一性选择性罪名,即只有犯罪对象之间存在选择关系,而掩饰和隐瞒之间不存在选择关系,可根据案件事实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43

 


(2)“当犯罪对象既有犯罪所得,又有犯罪所得收益时,只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一个罪,而不能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两个罪名,更不能以两罪名数罪并罚。”44

 

十五、本罪与洗钱罪的界限

 


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103号姜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阐释了本罪与洗钱罪的界限。

 

 

第1103号指导案例简要案情:

 

 

2012年2月,被告人姜某明知是其丈夫黄某乙(已判刑)受贿所得的现金人民币40万元、银行卡等物品,而将其藏匿在青岛市城阳区某社区别墅家中。同年3月8日,黄某乙案发后,姜某将上述人民币40万元、银行卡51张及黄某乙收受孙某贿赂的港币10万元等物品从家中取走,后交给黄某甲(另案处理)。经查,其中30张银行卡系黄某乙收受他人贿赂的赃款,共计人民币32.2万元。

 

 

一审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姜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姜某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人姜某明知系他人受贿犯罪所得的现金而藏匿在别墅房中,后又交给他人转移,但姜某只是对其丈夫受贿所得的现金、银行卡等实施了物理意义上的窝藏、转移行为,行为的实质在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实物本身,而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性质和来源,不涉及资金形式的转换或转移,如将现金转换为他人名下的银行卡等,故姜某的行为仍应限定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这一普通赃物犯罪的范畴里。一审判决是恰当的。


   

厘清本罪与洗钱罪的界限,需要注意以下4点:

  

(1)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区分并不仅仅以上游犯罪的范围为准,还应当兼顾犯罪客体及行为方式、主观明知内容等因素综合判断。

  

(2)两罪的主要区分点是犯罪对象,也即上游犯罪的性质不同。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只限于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这七类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上游犯罪则是除此之外的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所有犯罪。

 

(3)两罪的行为方式有所差异。洗钱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行为方式均是“掩饰、隐瞒”,但洗钱罪的表述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表述是“掩饰、隐瞒的”。从字面意义上看,两者有所区别。洗钱罪由于其涉及妨害金融管理秩序和破坏国家经济安全的性质,所以侧重点在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也就是俗话说的把“赃钱洗白”,披上合法的外衣;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行为方式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但又不局限于此,还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处所等其他情况。因此,两罪之间就发生了交叉,即使上游犯罪属于洗钱罪规定的七类上游犯罪之一,但是不涉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仍应该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非洗钱罪。

  

(4)“掩饰、隐瞒来源及性质”不需要局限在金融领域或通过金融机构来实现,应当将其落脚点放在资金形式的“转换”上而非“金融机构”上。洗钱罪要求行为人借助一定的金融手段或非金融手段来实现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它一定有一个类似交易、兑换等的转换过程。例如,行为人明知系他人受贿犯罪所得的一个名贵花瓶而为其保管,因为不涉及到资金形式的“转换”,只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同理,行为人明知系他人受贿犯罪所得的现金港币而提供场所藏匿,只是物理意义上的转移、窝藏行为,行为的落脚点在于掩饰、隐瞒实物本身,而非犯罪所得的性质和来源,不涉及资金形式的“转换”,仍应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45

 


(5)“主观明知的内容不同。洗钱罪的明知要求行为人确知或应当知道自己所掩饰、隐瞒的是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则只要求对赃物的性质有所明知,并不要求行为人具体明知是何种犯罪所得的赃物,不要求行为人明知本犯是谁、被害人是谁等。在对具体的赃物犯罪进行定性时,如果不能证明行为人对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明知,就应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定罪处罚。”46

 

十六、竞合关系的处理

 


《解释》第七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掩饰、隐瞒,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需要注意以下3点:

 


(1) “法规竞合关系。涉及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第三百四十九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这三个条文间属于法规竞合关系,按照一般法与特别法的适用原则,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第一,洗钱罪。参见上文相关论述。第二,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行为,由于其对象毒品具有特殊性,因此,对该行为只能以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论处。而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则是同时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罪和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依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应该以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定罪处罚。同时,根据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也应该以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定罪处罚。

  

(2)想象竞合关系。例如,行为人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的枪支而予以窝藏,同时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私藏枪支罪。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定罪处罚。

 

 (3)牵连关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手段行为或目的行为可能构成其他犯罪如滥用职权罪、故意毁坏文物罪等,依照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定罪处罚。”47

 

十七、本罪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罪的界限

 


《解释》第六条规定:对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实施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分别以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抢夺罪等定罪处罚。

 

注:

1  黄尔梅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9页。

2  黄尔梅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3  曹东方:《陈某、欧阳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4—66页。

4  黄尔梅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5  曹东方:《陈某、欧阳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6—67页。

6  杜军燕:《李涛、曹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110页。

7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70页。

8  陆建红:《陈飞、刘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105页。

9  张勤:《张晗、方建策、傅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113页。

10  杨华:《吴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118页。

11 黄尔梅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85—289页。

12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页。

13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页。

14  黄尔梅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5页。

15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页。

16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页。

17  黄尔梅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3页。

18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169页。

19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

20  张勤:《唐某中、唐某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7—88页。

21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 

22  刘为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183页。

23 陆建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之“明知”构成要件适用研究》,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页。

24  范莉、范凯:《闻福生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25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142页。

26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142页。

27  杨华:《吴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28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151页。

29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151页。

30  曹东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本质探析》,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249页。

31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151页。

32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152页。

33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152页。

34  张剑:《李林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

35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编:《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精品案例》(2015),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4页。

36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146—147页。

37  陆建红:《侯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123页.

38  陆建红:《谭某旗、谭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127页。

39  黄尔梅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217页。

40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154—158页。

41  洪永祥、任远航:《孙洪亮职务侵占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1—63页。

42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166—167页。

43  张勤:《袁某某信用卡诈骗,张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44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

45  曹东方:《姜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3页。

46  杨华:《略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其他犯罪之区别》,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62页。

47  陆建红、杨华、曹东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于《刑事审判参考(第104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161—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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